1975年初冬。
我走在已经走了七年的高村七桥公社通往太阳升第一生产队的大围埂上。
没有农人，也没有庄稼。只有一望无垠的待耕的黑色土地，只有此时，方能看清它裸露的身体，正如此刻看清一个人真正的面目，恶心和心悸油然而生。
一阵阵无规律的风吹动着落叶，推着我走下大围埂。
天空暗暗的，混沌且沆滞。那个年代没有水泥地，用泥巴垒成的大围，在干燥的季节里，风扬起的灰尘卷着沙粒弥漫在混浊的了空气之中。
又闻到了阵阵猪粪的味道。村口打麦场上，落叶漫卷过去，在戴着大大的三角草帽的麦垛处，打着旋儿，再猛的升腾到空中，“呼啦”一下，迅速弥散开来了。
一个身影，在晨雾中渐渐清晰起来。
又是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伫立在村口，守望着属于她的，却早已封存的晴空。
衣服凌乱，披着的枯燥的长发上，插着野花。她是一个笑容满面，身材窈窕的20岁左右的女子。
“蓉蓉，回家吧！”在村口挑水的葛嫂对着她喊道，声音中夹杂着同情与凄凉。
蓉蓉的眼睛看着地上，傻傻地笑着。
她是一个回乡知青，和村里的一个男青年贵生相爱两年后，贵生当兵走了，据说在部队又提了干。家里人觉得蓉蓉干农活不如当地的女孩，工分挣得少，加上回城遥遥无期，便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了。
一天，年轻的军官贵生回乡探亲，蓉蓉找到他，他冷冷的，没有招呼蓉蓉进门。离开村子的时候，蓉蓉看着他的渐渐消失的背影，心碎了，精神失常了。从此她每天花枝招展、笑容灿烂地站在村口，开始了无望的等候。村民们说她得的是花焦疯。
“能治好吗？”我问。“只有她男人和她在一起，就好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也碎了。
从15岁到22岁，我在农村整整七个年头了。我的命运有了转机，公社推荐我参加了工作队，并且连续两年被推荐上大学，本以为上大学没问题了，可是年年都因为“人民来信”被刷了下来，原因是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太少，皮肤白，一看就知道“缺乏劳动锻炼”。其实谁不知道，在农村已经七个年头，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谁不想通过这条路，就此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啊。
今年是第三年了，我已经拿到了最后的通牒，这是最后一年推荐了。
今年我能走成吗？我能通过上大学回家吗？
夜晚，我坐在床边。风把油灯吹得忽闪忽闪的。没有玻璃的窗户下是灶台，距离我的床铺只有2米。
睡不着，听着风的呜咽。
不知何时，一片黑暗笼罩了我，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索到灶台去找火柴。
一阵风从灶台上的窗户，其实就是一个窟窿钻了进来。我赶紧退到床边，坐在那儿，听外面的风在村落里穿梭时发出的一阵一阵的，由大变小，又由小变大，哨子般凌厉的声音。
下雨了。
坐在床边的左膝，感觉到了一滴一滴的冰凉，那是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我习惯地跑到灶台边，拿着脸盆和三个碗，放在床的两边，等到碗里的水满了，再倒在洗脚盆里，端出门，倒完，继续接。
一夜无眠。
身上又开始奇痒无比！全身的瘙痒，寸肤不留地起泡、化脓、溃烂。每天睡觉不能脱衣服；上厕所时，裤子在腰间连皮带血地往下拉，我连哭带哼的悲剧不可幸免。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连续在农村坚持很多天。每次不到一个月，就得回南京治疗近一个月，没有痊愈，带着遍体鳞伤，再回农。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全身都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经历过多少个这样的雨夜，以致后来的几十年，我皆患有“雨声抑郁症”。
一阵寒气从无窗的窗户冲了进来。北风在屋里肆虐着，冰冷的雨水横扫过来，木头门栓吱吱作响。
灯灭了。
我打了一个寒噤。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又一次使我惊悚不已。四年前的雨夜，因为身上的奇痒而彻夜无眠，那个歹徒刚潜入屋里，我叫醒了女伴，于是我俩开始拼命反抗，大声呼救，随后抱头痛哭……
今年我能上大学，能回家吗？
我背着一大包衣服，头上包裹着金黄色的大围巾，又走在这走了七年的大围埂上。这十里围埂啊，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何处是尽头，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父亲虽然“解放”了，可身体全垮了。哥哥下放在高淳，也已经七年了。弟弟妹妹虽然在南京工作，但因为我和哥哥的回城无望，全家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下了围埂，走了二里多路，到了村干部家，送礼。从小队长到大队书记，知青负责人，每送过一家，心里就轻松一点，感觉距离目标又进了一步。同时又感觉心里的负担更沉重了一点，付出会有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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